1934年4月20日，在关中平原中部的武功县张家岗（今陕西杨凌），一座高校的教学大楼奠基仪式可谓盛大。
典礼台两侧，高悬一副对联：“佳气接终南，百代宏图奠胜基；晴光临渭水，千间广厦育英贤”。各方知名人士、政府要员和本地宾客近万人到场观礼。
字面下的深意和现场的隆重，无不印证着社会各界的期许。
作为中国西北地区第一所高等农业学府，这所高校于忧患之际被创立，的确意义深远。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时局动荡，西北作为抗日大后方的战略地位愈发重要。几乎在同期，一场罕见的大旱席卷关中地区。
内外交困时，一批有识之士呼吁兴农兴学、开发西北。
1932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复旦大学创办者之一）、立法院院长张继、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提议建设西北专门教育，“要在中国旧文化发源地上建立中国新文化”。
几经探讨，关于筹建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简称“西农”）的决议被确定下来。除于、张、戴作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主导建设外，委员名单还包括杨虎城、辛树帜、王世杰、邵力子等，其规格之高实属少见。
而在这场备受瞩目的奠基仪式上，戴季陶代表学校筹委会亲祝奠基词，开篇曰：民为国本，食为民天，树德务滋，树基务坚。
这便是西农校史的源头，此段奠基文也成为西农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
关于这所学校，酿酒行业更为熟知的，是在60年后的同一天，亚洲第一所葡萄酒学院诞生于此。
和“她”的母校一样，这所学院同样兴起于困厄之时，却在日后成长为中国葡萄酒产业的科研重镇。
而由昔日那段沧桑校史所奠定的使命和风气，也早已在潜移默化间塑造了西农人的性格，并于无形中影响了一个产业的走向。
1985
1985年4月，26岁的李华来到意大利古城维罗纳，第四届国际葡萄遗传育种会议在这里召开。
会上，他利用10分钟演讲时间，汇报了一项研究成果，题为《欧洲种葡萄品种霜霉病感病性的鉴定——对几个杂交后代的分析》。
在欧洲漫长的葡萄种植史中，霜霉病始终令人头疼。这份报告不仅鉴定了99个品种葡萄的感病性、提出了新的鉴定方法，还通过对水平系统假说的论证，大胆提出了欧洲种葡萄获得优质抗病品种新的育种途径，并初步获得一些抗病植株。
彼时的中国，在葡萄酒世界声量甚微，但不少欧美专家记住了这位个头不高的中国青年。
法国佩尔诺·里卡尔公司、法布力公司等相继抛出橄榄枝，为了吸纳人才，他们愿意提供优厚的待遇和可观的薪酬。
对当年的葡萄酒从业者而言，波尔多意味着悠久的产业历史、成熟完善的产业基础、无数牛人和顶配的科研条件。
相比之下，中国当年的葡萄酒消费仍以带甜味的半汁酒为主，干白葡萄酒开始有所起色，但尚未形成真正的风潮。日后备受追捧的干红葡萄酒，那时还未被人们所接受。
据《酿酒杂志》1987年4月刊纪录的数据：1985年，世界葡萄园面积为964.1万公顷。其中，西班牙达到163.3万公顷,苏联为133.7万公顷,意大利有110.8万公顷，法国为106.4万公顷……中国大致在3.4万公顷。
具有冲击性的数据对比背后，是产业基础的巨大差距。
但李华还是决定回国。
倒不是波尔多的吸引力不够，而是他更倾向于认为，与其成为法国无数葡萄酒专家中的一位，不如去做更有挑战、也更有意义的事。
要知道，中国葡萄酒产业起步晚，但从不缺乏热忱与激情。
早在20世纪30年代，时任张裕公司总经理徐望之便聘请留学归来的朱宝镛、朱梅，共同解决自主酿造的问题。他们创办酿造学社，发行刊物，尝试办校培养人才，徐望之还曾资助朱梅赴欧洲各国考察。
1976年，在技术专家郭其昌的带领下，中国人自主研发的第一瓶干白葡萄酒诞生在河北沙城。几年后，在河北昌黎，郭其昌又带领团队研发出一款全汁干红葡萄酒。在技术研究、教书育人等方面，老一辈技术专家已经付出了诸多努力。
就在李华准备赴意大利做报告的时候，在他的母校，新中国第一个“葡萄栽培与酿酒”专业获批开设。提出设立这一学科的，正是他在国内的导师贺普超。
回国后的李华，顺理成章地应聘担任西农葡萄与葡萄酒专业教研室副主任。顶着中国第一位葡萄酒“洋博士”的光环，他满怀发展中国葡萄酒产业的雄心壮志，准备干一番事业。
建院
李华的野心，很快被现实泼了一盆凉水。
新专业建立之初，一无资金、二无实验条件、三无专业人员、四无专业教材。“四无”的尴尬境地，让他本能地怀疑，回到西农或许不是明智的选择。
但这种想法很快被悄悄扼杀。平复下来的李华痛苦而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是痛苦思索的一代人，亦是艰苦奋斗、振兴祖国、承上启下的一代人。”
在老教授贺普超的带领下，李华和同事们迅速投入工作。
彼时的贺普超已过花甲之年。作为中国政府1957年公派苏联的进修教师之一，他对葡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曾于1975年成功培育出早熟葡萄品种“早玫瑰”和“早金香”，震动园艺界。
治学方面，贺普超严谨、心细。昔日，在为期5年的留学生涯里，他曾将葡萄发酵实验、育种试验的经历、结果与反思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后来，在以老带新的教学实践中，还曾把他在前苏联做实验的笔记本拿出来给学生们看。
他的另一位学生，如今已是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的段长青仍然记得，贺先生的笔记本“是那种过去上学很厚的本子，一本一本的”。
段长青在西农园艺系读书，是八十年代的事儿。就在李华回国之前的1985年7月，他也决定留校任教，并协助贺普超先生完成学科项目的建设。
后来，这个新生的教研室用了近5年时间，编写出《葡萄酒工艺学》《葡萄栽培学》《葡萄育种学》《葡萄酒品尝学》《葡萄酒专业英语》《葡萄酒工艺学研究进展》等成套教材，建立了有关实验室和实验葡萄酒厂，并先后承担完成了国家有关部委、陕西省下达的多项科研课题。
1989年，李华曾在一篇札记中说道：“我们的首届毕业生和我们的技术及研制的新产品，正在各葡萄酒产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罗耀文、王焕香、崔彦志、董新义、王正亮……都是李华谈到的首届毕业生，日后他们都成了葡萄酒行业的骨干人才。
进入90年代，新生的专业已经走上正轨。但对李华和同事们来说，压力并未减轻。没过多久，独立建院的责任又压下来。
当初学校只提供土地，没有经费预算，但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李华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建院所需的近300万经费是他联合全国13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凑来的。
1994年4月20日，在原“葡萄栽培与酿酒”专业的基础上，亚洲第一所葡萄酒学院落户西农。
在今天的西农老校区，屹立着一栋红墙灰瓦的小楼，门窗有点旧了，红墙上满是爬山虎。这便是20多年前李华筹措资金建成的学院楼。
2015年，葡萄酒学院迁入新大楼，这座学院楼后被改建为中国葡萄酒博物馆。
而距离这座红楼步行仅四五分钟，就是当年由于右任等人亲自查勘校址，筹资督建，在跨越数十载后愈发古朴的西农3号教学楼。
承上启下
七月的一个周三，晚上8点，房玉林办公室的电话仍能拨通。
没有出差安排时，他常在那里度过晚间时光——此时的校园，暑气被晚风吹散，图书馆里亮着温柔的灯。暑假将至，校内各处要比往日宁静几分。而穿过偌大的校园，校外的街道更显寂静。晚上7点，一些公交车已经停运。
出生于1973年的房玉林，是2020年底新晋的西农副校长，曾在2017年至2019年担任葡萄酒学院院长。
而在20年前，他还曾是西农葡萄酒学院1997年入学的研究生。于中国葡萄酒学科而言，这也是承上启下的一代。
彼时葡萄酒学院刚刚成立三年，导师对实践的极力推崇，让初入校门的房玉林印象深刻。
学院实行“双挂职”制：企业的技术人员，可以应聘为学院的兼职教师；在校教师则每年要到产区和企业挂职锻炼。而导师会用管理教师的标准来要求研究生。因此，攻读硕士期间，房玉林已经开始承担项目。
第一个项目是作为学院派出的技术人员，帮泰国正大集团在四川西昌建设葡萄园和实验酒厂。那时葡萄酒领域的人才和经验都十分稀缺，很多东西都是从零开始，边学边做。
当时正大集团的董事长是位华侨，来西昌视察工作时，对项目推进十分满意。颇有江湖气地说：“正大的大门，永远向小房敞开”。
两年后，已在西农继续读博的房玉林，还曾接到正大总裁办的来电。对方表态，愿意全额资助他到美国读博，条件是毕业后为集团“服役十年”。
房玉林没有接受。在求学与实践中，他见识了偏远山区的贫困，也亲历了葡园建设的艰难，当然也感受过完成一个酿酒季的喜悦。对于贺普超和李华们的热忱，亦有了更深的理解。
与房玉林经历相似的，还有1995年跨入西农的刘树文。
相较于昔日人才局面的窘迫，今天的西农在开展葡萄酒教研过程中，已有足够多的优秀人才可供选择。登陆西农葡萄酒学院官网，在师资队伍的栏目下，可以找到多位年轻且高学历的青年副教授。
1988年的陆瑶，1989年的谢沙，1990年的赵茜茜，1992年出生的曾青青……都是拥有优秀履历的女博士，或是多篇SCI论文的第一作者。你不知道其中的哪一位，将在未来取得怎样的研究成果，哪一位会在西农度过漫长人生。
在西农，或者说在葡萄酒行业，时间的跨越仿佛总是特别长：一个酒庄的梦想，可以望向未来三代；一个科研项目，也可以动辄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