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海古墓位于吐峪沟洋海夏村西北，面积五万多平方米，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后氏族社会大型墓葬。它是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考古工作者在这座古墓里发现了两千年前的葡萄藤。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的考古报告说，葡萄藤与其他木棍盖在281号墓的墓口上，藤截面为扁圆形，长一百一十五厘米，宽二至三厘米。洋海的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吐鲁番盆地已种植葡萄了。无独有偶。在新疆博物馆，我瞻仰过一千六百年前的几粒葡萄干，它们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地下古墓。

　　阿斯塔那古墓群是高昌回鹘王朝的公共墓地，经过十多次的考古挖掘，已出土各种珍贵文物上万件。在这些文物中，发现了不少租种葡萄地、浇灌管理、买卖葡萄园的契约、书信、账册等文书，还有随葬的葡萄（葡萄干）、葡萄枝、葡萄种子等。高昌居民将一串串鲜葡萄奉供在死去亲人的墓室里，为的是让他们在幽冥世界里继续吃到生前喜爱的这种美味水果。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流行的风俗。

　　阿斯塔那墓葬壁画描绘的情景，也为吐鲁番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已是重要的葡萄种植业中心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一幅壁画上，一对贵族模样的夫妇端坐在葡萄架下宴饮享乐，餐桌上是美味佳肴，侍女们忙着斟酒、上菜。出现最多的是女供养人手捧果盘的壁画，果盘里除了梨、甜瓜，还有葡萄。摩尼教徒的工笔画，也常常以葡萄等水果为主题。与此同时，葡萄纹样、图案开始装饰佛教洞窟和普通民居。

　　关于葡萄传入西域和中亚的时间和情况，历史学家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人认为，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把希腊化文明带入中亚，同时把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和酒神崇拜带到了这个地区。汉时“蒲萄”二字的发音，直接源于希腊文“botrytis”。

　　两个世纪后，张骞“凿空”西域来到大宛（今费尔干纳），发现这里俨然已是中亚葡萄种植中心。“宛左右以蒲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积数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萄肥饶地。”（《史记·大宛列传》）张骞从大宛带回了葡萄种子，还有苜蓿种子，但未获得葡萄酒酿造技术。

　　据此可以推测，新疆种植葡萄要晚于亚历山大东征，但不会晚于张骞出使西域。

　　公元后，葡萄种植在新疆已十分普及。384年，北凉将军吕光征龟兹（今库车），他报道说，这里有许多葡萄园，葡萄酒总是被大桶大桶地享用，人们在酒窖里日夜酩酊大醉，连守城的士兵也不例外。“胡人奢侈，厚于养身。”以吐火罗人为主的龟兹居民在信仰佛教的同时也不忘纵情享乐。

　　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西域民族嗜酒如命，收录在《突厥语大词典》中的民歌证实了这种豪饮：“让我们吆喝着各饮三十杯。让我们欢乐蹦跳，让我们如狮子一样吼叫，忧愁散去，让我们尽情欢笑。”他们喝的是西域最古老的葡萄酒——穆赛莱斯，也即唐诗“葡萄美酒夜光杯”中的美酒。

　　西晋张华所著《博物志》上说：“西域有葡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传云，可至十年。欲饮之，醉弥日乃解。”

　　隋末唐初，中原汉地已种植葡萄，但尚未掌握葡萄酒酿造技术，王公贵族和文人雅士对时常耳闻却不能品尝的“西域琼浆”心向神往。公元640年，唐太宗发兵破高昌，得到了马乳葡萄的种子，将它们种在皇家禁苑中，专门开辟了两座葡萄园。同时从回鹘人那里学到了酿酒技术，共酿出了八种“芳香酷烈，味兼醍醐”的葡萄酒。

　　唐王朝要求高昌以年贡的方式进贡不同品种的葡萄产品，除葡萄干外，自然还有葡萄酒。这一进贡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皇帝甚至说，让自己的臣民种植葡萄等果类，比给他们建造一百座瓷窑还要好。

　　从唐代开始，“吐鲁番”这个名字就与“葡萄”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这是地理与果实的唇齿相依、水乳交融。直到今天，当我们说出“吐鲁番”时，脑海里的第一反应便是“葡萄”。反之亦然。——不知是吐鲁番出产了葡萄，还是葡萄诞生了吐鲁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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