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地域性、浓墨重彩的历史背景、丰富的文化想象、历经沧桑岁月获得的迷人风味……以前认为，有了这些，葡萄酒必然能由一件看似俗气无比、平凡无比的商品变成颠倒众生的琼浆玉液，但可惜世事并非如此。

　　上个月在亚洲侍酒及教育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初次接触到以莫斯菲莱诺（Moschofilero）、艾溪康（Assyrtiko）、希诺玛洛(Xinomavro)、阿吉提克(Agiorgitiko)为代表的近十个希腊原生葡萄品种。当我啜饮着一杯使用赤霞珠与琳慕诗（Limnio）混酿而成、有着满满话梅与红茶回味的Tsantailis Metoxi Chromitsa 2007年份红酒时，赫然得知，在其中扮演配角的琳慕诗是一个化石级的古老葡萄品种，它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及《荷马史诗》中都曾出现，而这款酒所传递的风土特征，则来自于距离雅典以北249公里的圣山阿陀斯山(Mount Athos)，一个东正教严格管辖下的隐修区。让我尤其感到震惊的是，阿陀斯山自1060年以来便明令禁止女性踏足，它同时也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一块未曾被任何化学物污染过的净土。就原产地的特殊性而言，这恐怕是我迄今为止喝到过的匪夷所思的葡萄酒了。

　　品尝着这些香气扑鼻、味觉清新且充满辨识度的酒款，五感却不得不随同思考的节奏放慢、停顿下来，去咀嚼不同葡萄品种、产区与酒款风格里深藏的寓意与典故。几乎每一款酒的背后都有无数等待发掘、剖析的线索，有时是产区本身在希腊神话中可以找到出处，有时是种植、酿造方式已经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的最佳记录，我心里不住在想，喝希腊酒可真是件费脑力的差事。如果说，葡萄酒可能会反过来被过于厚重的历史、诡谲多变的风土条件束缚，而无法随心所欲地向饮者输出它的魅力的话，那么，眼前的酒款就是明证了。

　　希腊葡萄酒的发展历程前后跨越超过三千年，大体上可称为一个向下的过程，因为它的巅峰时代早在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前146年已经出现。自公元前146年开始，在罗马共和国、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交替统治下，希腊葡萄酒如同被剥夺了自由的囚犯，与之相关的文化、宗教、贸易活动逐渐式微。即便是在1830年希腊独立号角吹响，葡萄种植、酿造领域的重建活动渐渐展开，并受惠于欧洲多国根瘤蚜疫情的爆发一度迎来短暂的春天之后，希腊葡萄酒仍未能脱离窘境。或许这样说也不算太过分—相比星辉灿烂的前世，它后来的际遇不过是不同程度的借尸还魂而已。

　　当代希腊葡萄酒是在近十五年才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它的身上势必带有矛盾和瑕疵，而断裂的历史、复杂的地理环境、难以记诵的各类专有名词，更令绝大多数饮者对其产生了畏惧心理。所以实际情况就是，尽管希腊曾是除美索不达米亚之外地球上最早出产葡萄酒的国度，也曾是欧洲葡萄酒文化、品酒艺术以及第一代葡萄酒作家与侍酒师的发祥地，眼下它的身份，却是旧世界中不折不扣的“吊车尾”。

　　说完缺点，再谈优点。倘若我们能稍加耐心，希腊酒并不像看上去那么难理解，它的迷人之处包括绝对优雅的风格、醇厚复合的风味、显而易见的地域特色、精细的手工作业传统，以及与高品质毫不相称的低廉价格。对于喜欢淘酒、懂得欣赏葡萄酒的多样性的饮者，我猜想，上述特点是构成充分吸引力的。

　　希腊现有28个PDO（原产地保护）产区及96个PGI（地理标志保护）产区，分布方式相当夸张，从希腊大陆北部、中部，到阿提卡及伯罗奔尼撒半岛，再到以克里特岛为首的、散落在爱琴海及伊奥尼亚海间的诸岛，星罗棋布。想要通过一篇专栏文字覆盖上述产区毫无可能性。在最后，我想推荐的是两个最能体现古典希腊时代葡萄酒风格的产区—圣托里尼岛与帕罗斯岛。前者是圣酒甜酒（Vinsanto）的故乡，这里的风土条件异常独特，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难觅对手，并且使用罕见的环形藤蔓系统栽培。葡萄树扎根的土壤来自锡拉火山喷发后留下来的多孔状的火山岩浆，岛上多风，夏天时海雾弥漫，特殊的生态系统令全岛的作物不仅免于灌溉，同时亦免疫于根瘤蚜虫的侵蚀。值得一提的是，圣托里尼岛还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产酒区之一，据估有3500年历史。

　　帕罗斯岛的情况更为特别，当地出产一种由三分之一的曼迪拉里亚（Mandilaria）红葡萄和三分之二蒙娜瓦西亚（Monemvassia）白葡萄混酿而成的红葡萄酒。说是混酿，其实酒精全部由白葡萄品种发酵带来，酿造手法简单粗暴，就是将新鲜压碎的曼迪拉里亚红葡萄汁添入已经发酵的白葡萄酒中。在我局限的经验里，帕罗斯岛是唯一真正使用白葡萄酿造红葡萄酒的产区。